摘要：計量于我國曾稱之為度量衡，它既被用來調樂律、測晷景，更是歷代王朝推行租稅制度、貿易結算的常用工具。我國的計量歷史悠久，僅從可考據的實物推定，已有至少5000年的歷史。而計量文化的發展是隨著社會歷史的變革而發展的，歷史上的計量重大事件無不與社會變革具有緊密的聯系。本文就此進行了一些探討。

一、私有制的農耕文明和社會分工是產生計量的源頭

       筆者認為，貿易交換催生出原始計量，起源于中東建立的第一個城市國家。蘇美爾人將度量衡用在交易中。認為“早期的計量相當于所指的法制計量，只是范圍較窄，主要限于與貿易和稅收有關的測量而已。”其實，我國早在仰韶文化時期就有了原始的計量器具。“大地灣仰韶晚期房F901中出土的一組陶質量具，是中國發現最早的量器。大地灣這套陶質古量器，出土于房F901的主室中（前堂）；主要有泥質槽狀條形盤、夾細砂長柄麻花耳鏟形抄、泥質單環耳箕形抄、泥質帶蓋四把深腹罐等。其中條形盤的容積約為264.3立方厘米；鏟形抄的自然盛谷物容積約為2650.7立方厘米；箕形抄的自然盛谷物容積約為5288.4立方厘米；四把深腹罐的容積約為26082.1立方厘米。由此可以看出，除箕形抄是鏟形抄的二倍外，其余三件的關系都是以十倍的遞增之數……另外，在大地灣仰韶早期遺跡中出土的幾件骨匕和鏟形器上多見有等距離的圓點形鉆窩刻度，并在窩內涂有紅色顏料，它們應為當時測定某些東西長寬地尺度。包括前述F901內所出的一組陶質量具在內，它們都是中國最早“度、量、衡”器的實物佐證”。而在仰韶文化時期，我國先民已從群居公有制社會進入了私有制農耕文明，生活來源主要依靠農耕業，手工業經濟與農業、畜牧業經濟一樣，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活動為主，雖然商品經濟的萌芽還沒有產生，由于出現了社會分工，以物易物的交換形式已普遍存在。而為了公平地以物易物，產生了以上各類量器，這也是計量器具的雛形，從而使人類社會開始有了度量衡。

二、禮樂文明造就了計量標準

        夏、商、西周時期，奴隸制政權從形成直至鼎盛，度量衡制度伴隨著國家各項制度的出現而逐步形成。《尚書－虞書－舜典》中記載，“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此時已將計量與禮儀同提，同律度量衡一句更說明了計量標準的出現。

而說到中國古代漢民族的禮樂文明和禮樂文化，不能不說的是西周時期。在西周的青銅器銘文里，記有“金十寽”、“絲三寽”、“金十勻”等文字，在《左傳》、《周禮》、《儀禮》、《爾雅》等經典著作中都有關于量值單位的記載，如《周禮》中有“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的記載，表明度量衡在周時的已成為征兵服役的標準之一。也說明此時已產生了公認的計量單位。特別是禮樂文明的需求，產生了度量衡的標準器。《漢書-律歷志》曰：度“起于黃鐘之長，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其中不難看出禮樂文化與計量標準的緊密關系。

三、國家大一統帶動計量走向成熟

       春秋戰國時期，奴隸制走向沒落、封建制度逐步興起，隨著各國的兼并，戰國晚期時檢校制度趨于成熟。這時，諸侯各國形成了明顯具有地域特征的度量衡制度，但長度、容量和重量單位已在諸侯各國間趨向統一。湖南長沙左家公山出土了戰國時期的木衡銅環權，《墨經-經下》中也有記載:“衡，加重于其一旁，必垂。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兩加焉，重相若，則標必下，標得權也。” 不僅描述了木衡銅環權的使用，也說明當時已形成了檢校制度。

       商鞅變法前，秦國各地度量衡不統一。為了保證國家的賦稅收入，公元前344年，商鞅制造了標準的度量衡器，如今傳世之“商鞅量”（商鞅銅方升），上有銘文記有秦孝公監造。“商鞅量”運用了“以度審容”的方法，便于按尺寸校準，復制推廣，一方面揭示出檢校活動已成為國家活動，另一方面反映了當時在數學運算和機械制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秦“廿六年詔”陶權上鑄有“秦始皇廿六年詔書”銘文：“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自此，中國度量衡制度進入了真正的統一時代。

四、科學技術促進了計量的進一步發展

       漢代起，相對穩定的中國帶來了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度量衡器具的制作也越來越精良。西漢末年，王莽秉政后，為了滿足其托古改制的政治需要，廣泛征集當時學識淵博、通曉律歷的學者百余人，在國師、著名律歷學家劉歆的主持下，系統地考證了歷代度量衡制度，完成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度量衡制度改革。這一改革，主要取得了兩個方面的重要成果：一是建立了我國古代歷史上最系統、最權威的度量衡學說，其主要內容被東漢班固收入《漢書-律歷志》，成為后世歷代考訂度量衡制度的重要理論依據；二是監制了一批度量衡標準器，為推廣其度量衡制度提供了具體實物依據。

       其中新莽卡尺和新莽銅嘉量等均有著精巧的設計方案，制造技術也相當精良，充分體現了當時的技術和制造水平。新莽嘉量鑄造精巧，在同一器具上分別對“龠、合、升、斗、斛”做以規范，在五個單位量器上，分別刻有銘文，詳細記載了該量的形制、規格、容積以及與它量之換算關系，例如斛量上的銘文是：“律嘉量斛，方尺而圓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冥百六十二寸，深尺，積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

       1800年前的漢代，科學家張衡發明了記里鼓車。據記載，記里鼓車分上下兩層，上層設一鐘，下層設一鼓。記里鼓車上有小木人，頭戴峨冠，身穿錦袍高坐車上。車走十里，木人擊鼓1次，當擊鼓十次，就擊鐘一次。

       正是由于科技和制造業的發展，才產生了如此精密準確以及自動運行的計量器具。

五、閉關鎖國及奸商污吏導致計量混亂

       清代的度量衡制度主要是“庫平營造制”，與明代基本相同。但由于統治階級的閉關鎖國和分治政策，我國與外界交流甚少，各地貿易往來由于“奸商污吏，朋比為奸，導致了度量衡的制度愈演愈亂。到了后來，民間所用的秤量，非但因地因物而異，就是同一個地方，同一種物品，也會因商人的習慣不同而有著種種的差異，以致于大進小出，希圖謀利的事時有發生。”

      “大秤”、“小秤”、“大兩”、“小兩”、“關外秤”、“關內秤”……對現在很多人來說，這些名詞可能聞所未聞，但它們卻是我國近代計量史上曾被廣泛使用過的計量單位。同樣是“升”，甘肅蘭州的一升幾乎相當于廣西賀縣的兩升。舉一個實例，從上海溯長江向上行，就會發現各地的度量衡千差萬別。在上海這個當時遠東最大的商業都市，市面上使用的既有來自西方的各種量器，也有上海本地的“廟斛”；西行到安慶，市面上通行的是“米升”；而在漢口，人們一邊使用“公斛”，一邊使用“樊斛”。這些形形色色的量器不但名稱各異，而且大小不一。

       正所謂：“中國因各省市肆，商民所用度量權衡參差不一，并不遵照部定程式，于中外商民貿易不無窒礙，應由各省督撫自行體察時勢情形，會同商定劃一程式，各省市民出入一律無異，奏明辦理，先從通商口岸辦起，逐漸推廣內地……”

六、國際貿易和現代工業帶來計量的全球化

      歐洲工業革命后，西方國家憑借堅船利炮瘋狂擴張。而計量也從“布手知尺，布指知寸”，到了一米為“通過巴黎子午線長度的四千萬分之一”，“米突”將中國帶入了一個工業化的全球工廠。

      19世紀中葉，八國聯軍用槍炮敲開了中國的國門，并試圖用他們剛剛制定的各種標準，打通中國的市場。

       這些標準被寫進了與中國簽訂的各種通商條約中，如：“中國一擔即系一百斤者，以英制一百三十三磅零三分之一為準；中國一丈即十尺者，以英國一百四十一因制為準……”其他如法、德等國，也都依據自己國家的度量衡制度，在與清政府簽訂的通商條約中列明了與中國度量衡的折算方式。但是這些國家很快就發現，以上條款形同虛文，因為中國各地的度量衡實在是繁雜，通商條約中所依據的“擔”，在中國每換一個地方，其所代表的重量就不一樣。

        在內外多重壓力及需求中，我國傳統的度量衡開始了它的變革。1907年，清廷命令農工商部和度支部，在6個月內拿出重訂度量衡的辦法。1908年，兩部議定以當時正在國際上流行的“萬國公制”作為重訂中國度量衡的依照標準，同時行文給駐法大使，商請國際權度局定做營造尺(32厘米)和庫平兩砝碼(37.301克)鉑銥合金原器和鎳鋼副原器各一副，1909年，該原器、副原器經國際權度局準確校準、給予證書攜送來華。

       1920年，吳承洛學成歸國。1927年秋，吳承洛召集同人成立了度量衡標準委員會，研究如何讓利于工業生產和貿易開展的米突制在中國扎根，在他看來，在使度量衡這一“科學家及工程師的基礎工具”變得標準化后，進而就可以緊隨世界潮流，進行中國的工業標準化運動，使中國實業的發展如虎添翼。

       本著統一、建設國家的需要，南京國民黨政府早就注意到了這股來自各方的重訂度量衡熱情。1926年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劃一度量衡”的決議，接下來，國民革命軍在北伐中每光復一省，就把劃一度量衡列入該省政綱。

       1928年，在吳承洛先生多年的努力下，“工商部成立后，孔部長首注意全國度量衡之統一於工商行政宣言內，列為重要項目。同時，國府交下關于各地呈請統一度量衡制各案。由部派專門人員悉心研究。擬定辦法三宗，提請國府合議采擇。審查結果，采用原案第二辦法，名曰權度標準方案。於十七年七月十八日明令公布。……”中華民國《度量衡法》得以頒布，我國計量終與國際接軌，進入米突時代。

七、和平穩定帶來計量事業的新飛躍

       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政府的關注下，計量事業有了新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和平的環境及經濟的發展帶動了計量事業飛速成長。如今，計量已經被賦予新的內涵和使命，成為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標志之一。

       我們的計量從主要依靠前蘇聯和東德的幫助，到自主創新，在國際最前沿、最尖端的量子計量研究方面，綜合不確定度為2.4×10-10的量子化霍爾電阻標準裝置，位列國際同類基準之首，取得比國外最好水平還要高出10倍的重大突破；從一根鉑銥合金營造尺、兩個不銹鋼砝碼、幾架天平、幾個標準電阻和標準電池、若干古代銅衡器和量器到研發出1500萬年不差一秒銫原子噴泉鐘；從各地簡陋的土坯房和磚瓦房，到一幢幢恒溫恒濕的標準實驗大樓；從度量衡養成所短期培訓結業后的檢定人員到一批批高學歷、高素質的人才梯隊。無不是穩定的國情所帶來的發展。

       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計量法》公布，標志著中國計量工作從行政管理走向法治管理，并逐漸與國際接軌。伴隨著計量科技的發展進步，我國計量服務保障能力和參與國際事務能力也在不斷增強。在航天工程、科技發展、衛星導航等領域發揮著重要的支撐作用，得到國際承認的校準測量能力已達一千二百多項。計量水平已經達到了世界領先地位。